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菊斋连续发了一些学术讨论性质的帖子，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这些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交流，促进诗歌研究的作用，但更大程度上成为唇枪舌剑的战斗，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此外，从很多人对碰虚等人的卫道般的热诚来看，我也修正了以前认为喜欢虚碰诗的人全是诗盲或跟风打手的想法，认为他们确实是在维护自己心目中的诗歌形象。
这种现象引起我深深的思考，碰嘘等人的诗明明很差，在我来看简直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很多“诗人”、“学者”都赞誉有加呢？因此，在此间，我有意识地和一些对方战壕里的诗友在网上作了较深入的交流，目前对此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看法。特不揣浅薄，发表出来以供众诗友参考。
诗无定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给诗歌鉴赏带来很大的困难。
一些诗友经常说：评诗是很感性的事，没道理可讲。这种说法既有一定道理，也不是完全合理。
这种观点的致命错误在于，过分夸大了不同主体对诗歌的审美差异，而抹杀了诗歌客体本身之美的相对独立性。这种观点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迷信“权威”，迷信“多数”，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以我看来，好诗总是可以说出个一二三四。本文力图从理论层面，对诗歌的评价标准给出我的粗浅想法。
因为我对新诗了解很少，所以这里所提到的诗歌均指旧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区分好诗与坏诗的标准在于美不美。这里的美是指广义的美，雄浑是美，沉郁也是美，豪放是美，忧郁也是美，明朗开阔是美，凄楚也是美。
本文不打算从哲学上分析美的本质，仅打算在对一些诗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关于诗歌审美的可操作性的观点。一、诗歌之美的来源： 诗歌的美，是整体的美，很难把各种来源割裂开来。
但具体分析，诗歌之美绝大多数缘于以下几个部分： 1、意象之美。以意象达情、表义是诗歌的常用手法。
古往今来，众多的优秀诗篇在我们眼前展现了纷繁复杂、无穷远尽的意象。有雄壮的，“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有深沉开阔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有以动感取胜的，“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有以静取胜的，“明月松间照，青泉石上流”，有意象纷呈的，如：“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有朦胧深致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有阴涩晦暗的，“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有凄惨激越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以怪为美的，“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有主体鲜明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幽怨悲苦的，“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有纤细柔弱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意象多种多样，很难作出无所不包的统计。
塑造意象第一贵鲜明，即写物能抓住其关键特点，作到传神而生动，写人物能抓住其最典型的神态，直入其精神世界，使人物形象如在目前。如写猪“明日钢刀犹未扰，今朝锦梦莫相违”，写猴“褐尾方藏双股下，红臀已跃从人前”，写女孩的娇嗔“巧嗔忽来风打水，雷霆乍去鸟依人”，写自己“仰天大笑出门去”；第二贵深遂，即深沉博大，或意境开阔，或引人深思，或体现作者深层情感，古人这方面的句子很多，不举例了；第三贵自然，即使意象繁复，也应举重若轻。
写意象有几戒，一戒为写意象而写意象，如李贺，以《箜篌引》为例，同是写音乐，与乐天的《琵琶行》题裁相同，也多用意象，而李贺的全是纯空乱想，故与乐天相差甚远。前人讥之为诗鬼，盖其多说鬼话之故。
与其相仿的是韩愈。因此，诗至韩愈李贺，诗格已近卑下。
二戒敷衍，才力不济，一句诗容不下好多意象，可以少写一些，而不要勉强对付，如“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细柳织金梭”之类。第三戒意象为于单薄，如“月渡露中，照见小瓶色淡红”之类，有些妖气，除了这点妖气就什么也没有了，有人论之为有灵气，推为上作，此不知诗者也。
第四戒为意象不自然，如嘘堂的几首咏雨诗，人再无聊也不会用镜子照雨。再如碰壁的“偶然忆及中肠事，正握杯时手一斜”也是如此，不典型。
2、字面之美。诗歌是语言艺术，文字美形式美也是一个主要的美感来源。
字面之美主要包括： （1） 文字的雅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对于诗歌尤其如此。
打油诗也有意义深遂，内容充实的，但终不入大雅之堂者，文字太不雅致了。需要着重指出的，有几种文字是应避免的：第一是文白混杂，如碰壁的“倩谁来收拾汝冰凉骨”，虚堂的“遥远欧伦巴，善护尔之首”，不伦不类，不象个样子；第二是生造词汇，胡乱搭配，如碰壁的“古蟋”“纤鲤”；第三是晦涩不通，如虚堂的“夜灯白欲腐”；第四是故作恶心语，如虚堂的“如肮脏内衣”；第五类是粗豪，如“大将出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地动三山铁臂摇”“乌蒙磅礴走泥丸”“野夫路见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之类；第六类是为用典而用典，这类太多了，不举例了；第七类是炼字太过或才力。
中国古诗之美，首先体现在内容之美。
翻阅古诗名篇佳作，我们可以随处感受诗中蕴含的德操之美，情感之美，哲理之美，心态之美。“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淑伦《塞上曲》），直抒报国之志；“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灰吟》），表明清廉之心；“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七步诗》），曲叙兄弟之情；“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婉述朋友之谊；“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唐太宗《赠萧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鹊楼》），蕴含人生之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表露悠然自得的心态……中国古诗之美，其次体现在形式之美。
中国古诗以中华特有的文字韵律，在世界诗坛上独领风骚，以诗人独具的品德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匠心独运。“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贺知章《咏柳》），这是比喻之妙；“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李纲《病牛》），这是比拟之巧；“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刘禹锡《竹枝词》），此乃对双关之用；“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此乃对仗之工；“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泊船瓜洲》），此为炼字之效……阅读中国古诗，我们可以欣赏随处可见的无限风光，可以拾取美丽圆润的颗颗珍珠。
如春花之灿烂，似秋叶之静美。
《诗经》是儒家进行德教的一个基本典籍，诗是与乐相伴而生的，乐是来配合咏诗的，但是经过大浪淘沙，《诗经》流传了下来，然而《乐经》不见踪影。
一、诗与乐的关系 《隋书经籍志》云：“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日谏为谤，故诵讥恶，以讽刺之。
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凡古诗必歌，用歌唱的形式将自己所想表达出来，即为乐趣所在，所以《孔子诗论》中才有“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一说。
《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所以古代才有四处采集诗歌的官员，是帝王了解各国风俗、认清自身的得失的一种途径。
从诗的产生原因中可以看出诗的产生与乐相随。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交际频繁，期间的外交家常常引用诗歌用来加强外交辞令，更加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态度。
这是因为诗歌言语的生动含蓄，使之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从而导致了诗脱离乐的存在形式，进而诗歌逐渐独立的被人们所使用。乐在先秦时期也是六经之一，但是由于乐的传承主要是靠乐官传授，是不需要通过书写下来教授的，正是由于乐的传承的特殊形式，记载诗谱的乐经在西汉时期不见踪迹，只保留了乐理以及乐理思想于其他文献之中。
因此可以说，乐经的消失有两个原因，一为乐自身传授的形式，二为诗经可以脱离乐而存在。二、从“诗”到“诗经”与今本《诗经》经纬，先经线后纬线，经是根本，所以从“诗”到“诗经”的转变，说明诗经的成为了一个经典，也成为了古人必修的课程。
《诗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是周代社会的生活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夏、殷已上，诗多不存。
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续，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
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至秦，独以为讽诵，不灭。”
直到西汉初期，儒学渐渐兴起，传授《诗经》的各种学派也相继而起。“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
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
终于后汉，三家并立。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
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
先儒相承，谓之毛诗”。三家诗都采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所写，属今文经学派，金文学派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居于主导的地位，立于学官，但是三家诗并没有共同遵守传授的书籍，到东汉时还在写章句。
与三家诗对立的就是古文经学派，毛诗学派，用篆文书写，这种古文经在民间广泛传布。《经典释文》说：“《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上述所说“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与《经典释文》等书籍中记载有出入。《经典释文》说：“《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王大毛公，毛公为《诗训诂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
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清《四库提要》云：“《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
《后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苌传诗，隋志载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然据郑玄《诗谱》、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则作传者乃毛亨，非毛苌也。”
三“四始” 毛诗大序中四始的顺序与论诗中的顺序是不同的。《毛诗大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竹书第五简云：“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氏（是）也。
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
孔子曰：“《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申而绎，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
《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对者也，衰矣，小矣。《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欲焉，大敛财焉。
其言文，其声善。”孔子划分四始以德的大小为依据，颂、雅、风依次从平德、盛德、小德到无德。
平者，正也，而平正之德正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堪称德的最高境界。而《诗经》所言则从颂开始，说明，在教授诗经过程中，孔子注重循序渐进的方法，这也给我们今天的教授有所启发。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
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
这些诗歌，不仅主题和题材广泛多样、真实深刻，同时还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它们通过对当时生产、劳动、战争、徭役、爱情、婚姻、家庭、祭祀等的描述，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其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提出来的，也是《诗经》艺术上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所谓“赋”，指的时一种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变化，由春至冬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陈其事。
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真实感人。《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形式也多种多样。
有明喻，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有暗喻，如“我心非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有博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如蛾眉”（《卫风·硕人》）。这些比喻，都能紧扣诗中的情、事、景，十分贴切。
兴，就是托物起兴，先用他物起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兴句多在一首诗的开头。
《诗经》中用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的“交交黄鸟，止于棘”；二是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三是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艳美。需要注意的是，《诗经》中，这三种手法常常结合运用。
其三，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复沓的章法是《诗经》的一个显著特点。
它又叫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
在具体的字词的更换中，或用递增法，或用递减法等，总是曲尽其妙。如《王风·采葛》，全诗三章，只是更换了“葛”、“萧”、“艾”、“月”、“秋”、“岁”六个字，从采摘东西的变化和时间的递增，表现出思念的愈来愈强。
从句式看，《诗经》中的诗，90%以上是四言句式，也有一些突破此定格，在整齐中显出参差错落之美。其四，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
《诗经》大约使用了近三千单字，其中有名词、动词，也有形容词，丰富多采、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如表示动植物的名词有373种，读之可使人博物多识。
此外，《诗经》中还用了大量的动词、形容词及双声字、重叠字、叠韵字，写景状物，拟形传声，细致传神，使诗歌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和深远。
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它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诗歌，倡导“风雅兴寄”的陈子昂的《感遇诗》，即事命篇的杜甫诗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题的白居易的“讽喻诗”等等，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
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
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
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两句，从物象与色泽上点明了时间和环境。
那生长在河边的茂密芦苇，颜色苍青，那晶莹透亮的露水珠已凝结成白刷刷的浓霜，那微微的秋风送着袭人的凉意，那茫茫的秋水泛起浸人的寒气。在这一苍凉幽缈的深秋清晨的特定时空里，诗人时而静立，时而徘徊，时而翘首眺望，时而蹙眉沉思。
他那神情焦灼、心绪不宁的情状，不时地显现于我们眼前，原来他是在思慕追寻着一个友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两句，交代了诗人所追慕的对象及伊人所在的地点，表现了诗人思见心切，望穿秋水，一个劲地张望、寻求。
“伊人”，指与诗人关系亲密、为诗人崇敬和热爱而未曾须臾忘怀的人。“所谓”二字，表明“伊人”是常常被提及，不断念叨着的，然而现在他却在漫漫大河的另一方。
“在水一方”，语气肯定，说明诗人确信他的存在，并充满信心去追求，只是河水隔绝，相会不易。“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沿着河边小道向上游走去，道路艰险，且又漫长，即使花费很长时间也难到达；如果径直游渡过去，尽管相距不远，但眼前秋水茫茫，思之可及，行之不易，仿佛看到了伊人的身影在水中央晃动。诗人尽管立于河边，但他那恍惚迷离的心神早已飞动起来，思见伊人而不得的如醉如痴的形象栩栩可见。
诗句之奇妙，正如方玉润所说：“玩其词，虽若可望不可即。味其意，实求之而不远，思之而即至者。”
（《诗经原始》） 诗的二、三章只换了几个词儿，内容与首章基本相同。但它体现了诗歌咏唱的音乐特点，增强了韵律的悠扬和谐美，使表达的情感愈来愈强烈。
首章的“苍苍”，次章的“凄凄”，末章的“采采”，写出芦苇的颜色由苍青至凄青到泛白，把深秋凄凉的气氛渲染得越来越浓，烘托出诗人当时所在的环境十分清冷，心境十分寂寞。白露“为霜”、“未晞”、“未已”的变换，描绘出朝露成霜而又融为秋水的渐变情状与过程，形象地画出了时间发展的轨迹，说明诗人天刚放亮就来到河滨，直呆到太阳东升。
试想，他独自一人久久徘徊在清冷索寞的旷野，面对茫茫秋水，等人不见，寻人不着，其心情该是何等焦急和惆怅！描写伊人所在地点时，由于“方”、“湄”、“涘”三字的变换，就把伊人在彼岸等待诗人和诗人盼望与伊人相会的活动与心理形象而真切地描绘了出来，这样写，大大拓宽了诗的意境。另外，像“长”、“跻”、“右”和“央”、“坻”、“沚”的变换，也都从不同的道路和方位上描述了他寻见伊人困难重重，想见友人心情急切的情景。
若把三章诗所用几组变换的词语联系起来加以品味，更能体会到诗的隽永淳厚的意味。诗的每章开头都采用了赋中见兴的笔法。
通过对眼前真景的描写与赞叹，绘画出一个空灵缥缈的意境，笼罩全篇。诗人抓住秋色独有的特征，不惜用浓墨重彩反复进行描绘、渲染深秋空寂悲凉的氛围，以抒写诗人怅然若失而又热烈企慕友人的心境。
正如《人间词话》所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具有“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
这首被人传诵不已的诗，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且看宋玉《九辩》中的一段描写：“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这里通过对秋天的气象和草木摇落的情状的描写，制造一种肃杀的气氛，表达了诗人悲凉凄苦的心情。这也许是受了《蒹葭》诗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楚辞》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线索。
《古诗十九首》中《西北有高楼》的发端，赋中见兴、以景托情的写法，也沿用了《蒹葭》诗的笔法。其后的曹丕，从本诗中化出了“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诗句。
由此可见，《蒹葭》诗在古代诗歌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
《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
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
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
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
《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
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
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
《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
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
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
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
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
能够产生音乐美，就说明两点：第一，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具有规律性、歌唱性；第二，旋律朗朗上口，口语自然化，不拗口，大众易传诵。
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韵律是：平平仄平，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平。看出规律了吧？声调均匀中有变化，富有吟唱的感觉；
再如：“氓之嗤嗤，抱布贸丝。”……“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韵脚分别都是“i”和“uo”。
使人读来朗朗上口，人们容易相互交流，不易遗忘；
还有最后一点，我个人认为比兴和对比手法的使用，会有一种主唱与和音的感觉。
1）大气的诗经句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通过淑女对雎鸠的兴发，即有合唱的气势，如同领唱在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身后的大合唱再唱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主旋律下的副歌。
2）“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类婉转的句子，通过今昔的对比，则有低语配乐的感觉。仿佛主唱在唱“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背景和音娓娓道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意境。
全是个人原创，一个字一个字打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风雅”精神上体现的尤为突出。所谓的“风雅”精神是春秋时代的文化精神，在《诗经》中表现为强烈的人性色彩和现实主义精神，突出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 生态度和独特的表现手法等。
强烈的人性色彩和现实主义精神。《诗经》中人和事的描写大多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强烈的人性色彩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
《诗经》里所收录的绝大多数是当时的民歌、民谣，其中也不乏有有一部分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作品，主要是农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感情的总汇。它里面包含着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东西，最明显的，就是古代农业社会的面貌往往借着这些诗篇很概括、集中地描述了出来。如《七月》（豳风）里不但描绘了农事生活，同时还反映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突出的政治和道德意识。
《诗经》是在周代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其中打上了周代“礼乐”文化的深深烙印，其宗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色彩。再加上被孔子删定后，作为教科书来用，它不是作为一般百姓的教科书，而是作为贵族子弟的教科书，教导他们修齐治平、礼乐刑政之道，所以，其用意已经与作意大不相同，甚至可以是毫不相干的。
《诗经》代表着我国早期的文化形态中的理性精神。其中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意识，以大胆、坦诚、坚贞如一为核心的爱情观和以追求精神道德美心的人格道德意识，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道德意识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确立，对后世士人形象的自计，对于认识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是大有裨益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很有启示的。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表现手法等。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言志”是《诗经》的一大点，作者借助事物表达对恋人的思念，借助描写农事活动表达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如（《七月》风）
等。钟鼓悠扬，深情赋诗，妙解其意，又是别有一般风味《诗经》采用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大抵《国风》多用比兴，《大雅》多用赋法。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经》具备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以上，是我对风雅精神的概括。
其实，它所包含的远不止此.《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1.《诗经》这部诗集是依照音乐上的不同特点作出的，因此三百零五篇都可以成为乐歌来唱。
2.《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劳动者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思想，同时也说了他们对自身遭受残酷剥削与压榨的不满情绪，深刻地反映出劳动者在沉重的奴役和被压迫中，呼喊出对剥削者的愤慨，揭露了奴隶主贵族不劳而获的罪恶。在这不平与愤恨的歌声中，蕴含着人民反抗暴力的自发力量。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伐檀》、《硕鼠》等。
3.《诗经》中的民歌，大都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4.《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我国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相当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这500年间的诗歌创作305篇诗歌。
5.传说《诗经》以前3,000余首诗歌，后来孔子删掉了相似和无用的诗歌，编成了305篇。
6.《诗经》积累了赋、比、兴三种丰富的创作经验、表现出卓越的艺术成就，打开了我国文学创作的光辉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7.《诗经》还反映了战争和谣役给人民带来的苦痛与巨大灾难。
8.《诗经》中的情诗也占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构成《诗经》的重要内容。这类优秀情诗具有感情纯真、意趣高尚、情思优美的共同特征。
9.《诗经》中，与描写爱情相关的还有反映婚姻悲剧的，典型代表就是《邶风•谷风》和《卫风•氓》，这两首诗，历来被称为爱情悲剧的“姊妹篇”。诗中通过被遗弃的女子的满腔悲愤的控诉和柔情诉说，揭示了男女不平等和礼法之虚伪，有深刻的批判价值。
10.《诗经》里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和实践，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第一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代诗歌创作在表现手法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1.《诗经》民歌中的语言和形式上那种富于生活气息的特点，强烈的节奏感，特别是它的重章复沓形式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后代有成就的诗人都能够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能够产生音乐美，就说明两点：第一，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具有规律性、歌唱性；第二，旋律朗朗上口，口语自然化，不拗口，大众易传诵。
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韵律是：平平仄平，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平。看出规律了吧？声调均匀中有变化，富有吟唱的感觉；
再如：“氓之嗤嗤，抱布贸丝。”……“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韵脚分别都是“i”和“uo”。
使人读来朗朗上口，人们容易相互交流，不易遗忘；
还有最后一点，我个人认为比兴和对比手法的使用，会有一种主唱与和音的感觉。
1）大气的诗经句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通过淑女对雎鸠的兴发，即有合唱的气势，如同领唱在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身后的大合唱再唱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主旋律下的副歌。
2）“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类婉转的句子，通过今昔的对比，则有低语配乐的感觉。仿佛主唱在唱“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背景和音娓娓道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意境。
全是个人原创，一个字一个字打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温馨提示：
微信扫码关注公众号
获取更多考试热门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