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再现生活，并通过对生活真实的、具体的、形象的描写，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
《诗经》富有现实主义精神，首推《国风》中的两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和批判现实；在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文风朴素，语言简洁，比兴巧妙，人物形象真实、自然而生动，生活画面亲切感人等。
《诗经》在内容和艺术上的主要特征，也就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主要特征，继〈〈诗经〉〉之后，两汉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诗歌，唐、宋、元、明、清文学，都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作品。“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千载辗转，脍灸人口之风情歌语仍散发出一股幽情馥郁的芳香。
千古绝唱《诗经》首篇《关睢》章就渗透着人性最本真的渴望，以睢鸠和鸣比兴，引出一位温文尔雅的姑娘正是青年梦寐以求的佳偶。尔后，诗人反复以特菜为喻，弹奏出一首君子朝思暮恋淑女的浪漫痴情曲。
全诗以一种唯美的艺术情调渗透于朴实的现实主义诗风，这也是《诗经》的总体风格。朴实的现实主义 《诗经》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奴隶制周王朝，是我国第一部诗集，它以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无比生动的历史画卷，反映了我国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复杂的社会面貌。
其中表现的“饮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是开后世现实主义诗风的先河。而《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色首先体现在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上，它以海纳百川之势吸纳几乎所有能印入眼帘，纳入耳窗的自然万物，可以说是一本生活的百科全书。
据有关学者统计，其中涉及的草有麦、黍、稷、麻等105种，木有桃、李、柏、桑等75种，兽有马、牛、羊、狐等67种，鸟有睢鸠、黄鸟、喜鹊、鸱鸮等39种，虫鱼有螽斯、草虫、鲿鲨、鲂鲤等49种。要想论之有道，须先言之有物，而《诗经》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的创作源于人民的所见所闻，这不仅丰实了文章的内容，增强了可读性，更以浓厚的生活气息描叙了当时纯朴的风貌。
《诗经》的内容的确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刘操南在《诗经探索》中将其按题材和内容划分为五类：1、情歌婚姻诗2、劳动歌诗，3、卫国战争诗，4、政治讽刺诗；5、史诗和祭祀诗。
由此可见《诗经》内容包罗万象，汇集了生活的点点滴滴。其中尤以描写两性生活的诗章居多，譬如在《国风》一百六十篇诗中，就有超过一半是关于爱情与婚姻的，充分彰显了人性最原始真实的一面，反映出奴隶制社会感情生活现实。
其中既有君子思慕、少女怀春，也有薄情断肠、怨妇悲秋。悲欢恋情，如激弦回荡，尤幽曲和鸣，掩盖犹觉余音颤袅，其点缀的是香闺围笼的暧昧，描绘的是泪眼婆娑的唯美。
诗三百余篇，其中描写自由爱情的经典之作实在举不胜数。《蒹葭》就是一首谴绻缠绵的爱情小诗。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多么优美的珠玉之声，它以一种虚实相生的手法朦胧地表达了诗人对伊人的苦苦追寻和深深思慕，委婉动人的格调杼写的是凄迷的孤独与幽远的浪漫。
《静女》则是一首幽默逗趣的情诗。幽会之期，女子悄悄躲起来，急得男子搔首徘徊，而待她出来，赠予男方“红笛儿”和“茅荑”之时，他简直喜出望外。
小诗营造出一种欢乐气氛，将情人幽会描绘得活灵活现。《子衿》则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丝丝情语细腻地刻画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苦等情人不来那种焦急惆怅的心情。
从这些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没有封建社会那么多教条束缚，有一定的爱情自同，而婚姻又是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那个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社会，人们会把相当一部分精神寄托在感情生活上，进而以诗言志传情，表达人们对爱情的合理追求与美好祈愿。
然而，随着阶级意识的发展，“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类的金科玉律开始逐渐形成，于是自由爱情与礼教法制的予盾由然而生，使得很多这种追求与祈愿都会遭到无情的扼杀。“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爱情自由更是弥足珍贵。
可在那个等级观念日浓的社会，爱情自由也无可避免地逐渐被礼教法制所打压，为金钱权势所侵蚀。一双双情侣被强行拆散，一对对鸳鸯沉溺于痛苦的海洋！ 《将仲子》就现了这一转变：“岂敢爱之？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此诗描写了女子害怕父母亲长的多言而不敢热爱仲子，同时内心却充满摆脱礼制束缚的强列愿望，矛盾而饱受煎熬。
当然，也有不少情侣敢于起来反抗，如《柏舟》中女子就发出“之死矢靡它”的誓死捍卫真挚爱情的宣言。然而当礼教舆论家长制铺天盖地压下来时，又有多少真正的爱情能拥有这份幸运，在禁锢中突围，于迫害中重生？ 而尤其深受其害的是当时的女性，皆因父系社会的周王朝在形成封建教条这一过程中自然也少不了“男尊女卑”这一产物。
譬如《氓》中的妇女就受尽社会的多重蹂躏与伤害，诗中野蛮虚伪的“氓”与善良勤劳的“女”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重男轻。
，《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语言大胆而清丽，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独特道路.。
1. 《诗经》中的“风”诗，其内容是反映社会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直接表达他们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即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食”.
2. 从《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汉代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建安时代曹操诸人古题乐府的“借古题写时事”，唐代诗人杜甫创作新题乐府时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所主张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直到元代杂剧、明清小说乃至现当代小说，中国文学始终贯穿着一条现实主义的红线，使自身更紧地密贴近生活，承担起“时代歌手”的重大职责，并且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
3.《诗经》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所以说，《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
体地说，《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
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
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
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
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
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
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
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
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
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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