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反映的自然观念还与周代的社会结构紧密相关。在《诗经》的时代，我国中原地区已形成了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结构。周民族向来以农为本，其远祖后稷即是传说中的农神，周人的历代首领如公刘、古公宜父、文王等都极其重视农耕，在宗庙祭祀之乐《周颂》中就有《臣工》、《噫嘻》、《丰年》、《载芟》等祭歌专用于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祭祀繁多，足见农事在周人社会生活中的神圣地位。从这些祭歌中可以看到西周初年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已具相当规模：
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周颂·噫嘻》
劳动场面非常浩大，
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积。
-《周颂·栽芟》
劳动果实堆积如山。这种以农耕为业的社会结构延续了数千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原地区人民的文化心理、审美心态及中原文化发展趋势，同时也规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中，周人关注着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一切自然事物及自然现象，长期的生产实践使他们积累了大量对于自然事物的感受与经验。据晋人陆机统计，《诗经》中写到的草木有八十多种，鸟兽有三十多种，虫鱼有三十种。诸如：
陟彼高冈，析其柞薪。
-《小雅·车奉》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
-《周南·汝坟》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周南·卷耳》
这些诗句都是周人劳动生活的直接描述。而人们最初的审美对象便是这些与人类的生产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动植物。例如《周南·葛覃》写道：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滢，为缔为络，服之无译。
诗人之所以赞美葛的茂盛，是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织布缝衣。又如《召南·驺虞》写道：
彼茁者葭，壹发五犯。于嗟呼驺虞！
诗人之所以歌咏芦荻的茂密，是因为茂密的芦荻丛中隐藏着许多猎物，"中必迭双也"（朱熹《诗集传》）。再如《小雅·信南山》中写到对雨雪的赞美：
上天同云，雨雪雾雾，益之以霖霖。
既优既渥，既露既足。生我百谷。
这是因为天降瑞雪，正好有利于五谷生长。此外，人们咏《茉莒》，因为据说它是治病的药物，咏《采蘩》是因为它"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是祭祀品。显然，在上述诗歌中所表现的对于自然事物的审美意识都是与物质功能的考虑相联系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史上，美的观念是伴随着实用的观念而来的，人类最早的审美经验与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一致的。
1、《诗经》原意研究 （日） 家井 真著 陆越译 ，不管怎么说，在当代总体上日本人对中国古文学的研究比中国的一些学者要严谨。
2、诗经研究丛刊 中国诗经学会编
3、诗经研究 谢无量著 商务印书馆 1959
4、诗经通论 （清） 姚际恒撰 广文书局 中华民国五十年 [1961
5、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孙作云著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6、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 袁长江著 学苑出版社 1999
7、诗经要籍解题 蒋见元，朱杰人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8、诗经探索 刘操南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9、名家品诗经 朱自清等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
十三经注疏 阮元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全四十册 中华书局1982年用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全二册四书章句集注 四部备要本论语译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脩订重印论语新解 钱穆孟子译注 兰州大学中文系 中华书局1660年版孟子正义 焦循墨子闲诂 孙诒让 中华书局1954年重印老子本义 魏源 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老子校诂 马敍伦 中华书局1974年版重订老子正诂 高亨 中华书局1959年版老子校释 朱谦之 龙门书局1958年版 中华书局1963年新一版老子新译 任继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庄子解 王夫之 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庄子集释 郭庆藩 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列子集释 杨伯峻 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中华书局1979年版管子集校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 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荀子集解 王先谦韩非子集释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韩非子集释补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吕氏春秋集释 许维遹 古籍刊行社春秋左传集解 杜预注 孔颖达疏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版左传译文 沈玉成 中华书局1981年版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 顾广圻 四部丛刊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战国策高诱注三十三卷（宋）姚宏校正续注 士礼居仿宋刻本 武昌局繙刻本 顾广圻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毛诗正义 孔颖达 见十三经注疏诗集传 朱熹 上海古籍1980年版诗经通论 姚际恒 中华书局1958年版诗义会通 吴闓生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诗选与校笺 闻一多 收入《闻一多全集》选刊之四诗经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诗经选译（增补本）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诗经今注 高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孙作云 中华书局1979年重印诗三百篇探故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诗经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诗经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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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它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6首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
诗经之中关于情爱的使不少，但其中不像你说的会有那么多畏于身份等级而无法结合的怨诗。如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孔子也推崇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可见这些男女自由恋爱在当时是正常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
但必须注意，这些只是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习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上的新的道德规范正在形成，《周礼·媒氏》也规定了人们结婚必须要经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就是如此
诗经分为风、雅、颂；风主要是各国民间的诗歌像秦风无衣这样的，雅有小雅、大雅，是贵族宫廷诗歌、颂主要是祭祀用的诗歌 附：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kuài〕、曹、豳〔bīn）） 《诗经》风、雅、颂的分类，主要是从音乐入手。
风，即乐调。《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见楚囚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
……乐操风土，不忘旧也”。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国风，即是汇集各地的地方土乐。《周南》、《召南》列于国风之中，应是两个地方的土乐，但其命题不同于其它国风。
于这一点，历来有不同的理解。王质在其《诗总闻》中明言：“南，乐歌名也。”
当代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中说：“南是南方的民歌。……这个‘南’字，不但指方向，也是乐器名（就是‘ ’字）”。
我们一般认为“南”字是方位词，《周南》、《召南》作为《诗经》中的民歌，它反映的应是那个时代某些南方地域的土乐，与其它国风的性质一样，但既然如此，为何其名为《周南》、《召南》而不是《*风》呢？ 据史料记载分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和召公姬是分陕而治的。姬旦长住东都洛邑，统治东方诸侯，姬奭长住西都镐京，统治西方诸侯。
周南是当时周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召南是召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周南》、《召南》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二南”（注：周南、召南）是包括着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
既然是诗乐，那就是南音了。因而，《周南》、《召南》可以说是《周南风》、《召南风》的省称。
“二南”作为南方民歌，其地域性还可以从十五国风整体的地域特征来作进一步的论证。十五国风大都是流行各地的土风歌谣。
不过，纵观全局，却不见有“楚风”，似乎不曾辑有楚地歌谣，古人因此以“楚风”“不得与十五国风并录于《经》而为楚憾”。实际上，这“二南”民歌也就是楚地歌谣。
《周南•汉广》毛传即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流域。”这说明《汉广》就是江汉流域的诗歌。
元人祝尧在《古赋辨体》中也说明：“江汉皆楚地，盖自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清人何天宠则进一步强调：“楚何以无‘风’，后儒以为删诗不录‘楚风’，非通论也。”
据《水经注》引《韩诗序》云：“‘二南’其地在南郡和南阳之间。”这块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宜昌、江陵、武汉一带，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腹心地区。
所以“二南”诗篇，应多是产于这一地的楚歌谣。而《诗经》对于产生于楚地的《周南》《召南》在编定时为何不标明为“楚风”呢？其原因可能是楚国在西周初年尚且是江汉流域一个“土不过同”的小邦，至春秋中叶方壮大到据有整个江汉流域乃至半边天下，因而，周朝乐官在编订《诗经》之始，就只是将这些南方歌谣加以编订而分称为“周南”“召南”，并且在《诗经》最终成书时也一直沿用这一称呼而未作修改。
以上从地域位置对《周南》《召南》的地域特色作了分析，下面再来看诗歌的内容。《周南》《召南》中的许多歌谣，不仅记南方之地，写南方之物，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俗风情，初步显示了南方楚歌的特色。
“二南”共有诗歌25首，其中较多的是用于祀典或礼俗活动的仪式歌，这是因为春秋中叶以前南方楚地远没有中原那样开化，民风朴野，其俗尚尊鬼神且好祠的缘故。《周南•桃夭》，就是一首古老的礼俗活动的仪式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蒉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古往今来，解说《诗经》者，大都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婚姻情景、祝贺女子出嫁的歌谣。
其实从原始歌谣的产生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首祝福歌谣最初应是一首祀典祭歌，可以说是“一首以桃为图腾的群体的祭祀礼辞”。（注：张岩.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失误.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而桃，作为一种“图腾”是完全可以考证的。
图腾主义的起源和母性崇拜是分不开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妇女受到尊重与崇拜，其生殖、蓄衍关系到整个氏族的生存，而对“生殖”却是充满着神奇和神秘，这便是妇女受崇拜的原因。
妇女怀孕的原因是什么，无从解释，于是妇女们自己也觉得这是由于某种机会，遇到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无生物，无意间有动于心便使自己怀孕了。因此生下的婴儿，便以这种物体命名，而名与实是不分的，这物件便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
孙作云先生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指出：“所谓图腾，就是原始人所崇拜的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他们认为这些神物是他们的祖先、保护者。”也就是说，作为图腾，一般具有生殖、崇拜、保护等要素。
《桃夭》三章歌辞的前两句，都是对桃的热烈礼赞。而桃在先秦时代是江淮流域常见的生长茂盛的植物，与楚地先民的生活十分密切，也被当地的人们所崇拜。
据《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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