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编纂《诗经》时，已经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将三千多首古诗中合乎“义”的三百多首诗歌筛选出来，并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其中《风》即十五国风，主要是反应民间的生活，其中体现出当时已经普遍存在的价值观。比如，在《关雎》中，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即使求之不得也不会就此放弃，在想法设法的同时，自身也提高了。
在《葛覃》中，通过描写一位古代女子的吃苦耐劳、心灵手巧与不忘父母之恩来表现出古人对一位女子的价值评判准则。相对于《风》，《雅》和《颂》，由于当时周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夸大自身的同时贬低前朝，其价值观基础已经坍塌。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经总集，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共三百零五篇，历史上又称为“诗三百”这里收集的是周代的作品。
《诗经》中的风、雅、颂，是根据诗歌的来源和乐调而作的分类。风是富有地方色彩的乐调演唱的是歌，内容反映民间生活，诗句韵味十足，声音短促，叠章复唱，亲切感人。
雅，分“大雅”和“小雅”，内容包括政治讽刺诗、史诗、祭祀诗、宴会贺诗等等。颂的内容大多是歌颂统治者和先王的德行，但是大多没有鲜明的特色。
《诗经》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史有着巨大的贡献。其是周代的诗歌集大成，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源头。
各个时代的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虽然在风格和擅长的艺术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从《诗经》中汲取了无尽的营养。楚国的屈原继承了《诗经》风、雅的现实主义传统，兼采楚国民歌的形式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写下了不朽的《楚辞》。
自此以后，各种诗歌无不在这丰富的土壤上蓬勃发展。《诗经》的贡献还表现在诗歌的创作艺术手法和诗歌的语言修辞手法上。
《周礼.春宫》总结《诗经》的艺术手法，是所谓“《诗经》六义”：“曰风、曰 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其中的“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体系，而 “赋、比、兴”就是《诗经》的艺术手法。“赋”就是平铺直叙的意思。
“比”是比 喻的意思，具体形式有明喻、隐喻、借喻、博喻等。“兴”是起兴、发端之意。
诗人 先见一种景物，激起心中的思想感情而涌出诗句。评论（0） 8 0.发表评论。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
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
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
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国风·周南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
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
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
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
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
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
.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
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
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诗篇形式以四言为主，运用赋、比、兴等手法。
在我看来《诗经》研究的意义可以这样来讲：首先从诗经学上来讲。
诗经学即研究《诗经》的学科。由于原始文献成书很早，所以后人不断层累完成的著作可谓卷帙浩繁。
慢慢形成了体系极为庞大的学科，其中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是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未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被发现出来，比如他的作者与创作地点、时代，甚至于其作诗之义都存在着各种观点与争议。并且研究成果也由于视野不宽、材料有限有许多的讹误。
现在的研究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旧的史料，或是根据近些年发现的新的证据，修正前人错误的观点、提出更为贴切的看法、甚至于是提出铁证将问题解决。其次是作为其他学科的研究。
1.作为纯文学上的，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他的韵读、用字方式都可以作为当时时代语言用法的代表；研究他的这些创作特点也可以与楚辞甚至是《老子》等同时代成书的文献进行对比。2.同时由于先秦时期文献很少，而诗经之中又记载着许多方面的诸如礼制、历史等的内容，可以作为研究先秦时代许多制度与史实、考古的重要资料；有诸如风俗、名物又可研究当时的风俗制度，各种名物诸如服饰，车马等。
3.同时，《诗经》作为十三经之一，也是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总的可以说其中包含的内容特别的多，极有研究价值，这里只是简单的概述之。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
①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
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具体地说，《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
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
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
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
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
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
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以。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
①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
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具体地说，《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
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
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
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
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
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
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以上主要从内容。
在我看来《诗经》研究的意义可以这样来讲：
首先从诗经学上来讲。诗经学即研究《诗经》的学科。由于原始文献成书很早，所以后人不断层累完成的著作可谓卷帙浩繁。慢慢形成了体系极为庞大的学科，其中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是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未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被发现出来，比如他的作者与创作地点、时代，甚至于其作诗之义都存在着各种观点与争议。并且研究成果也由于视野不宽、材料有限有许多的讹误。现在的研究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旧的史料，或是根据近些年发现的新的证据，修正前人错误的观点、提出更为贴切的看法、甚至于是提出铁证将问题解决。
其次是作为其他学科的研究。
1.作为纯文学上的，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他的韵读、用字方式都可以作为当时时代语言用法的代表；研究他的这些创作特点也可以与楚辞甚至是《老子》等同时代成书的文献进行对比。
2.同时由于先秦时期文献很少，而诗经之中又记载着许多方面的诸如礼制、历史等的内容，可以作为研究先秦时代许多制度与史实、考古的重要资料；有诸如风俗、名物又可研究当时的风俗制度，各种名物诸如服饰，车马等。
3.同时，《诗经》作为十三经之一，也是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总的可以说其中包含的内容特别的多，极有研究价值，这里只是简单的概述之。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
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
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
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国风·周南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
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
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
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
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
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
.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
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
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诗篇形式以四言为主，运用赋、比、兴等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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