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诗歌的艺术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严密的谋篇结构的法度。宋人范温《潜溪诗眼》引黄庭坚的话：“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宋诗本有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也把写文章的法度用了诗歌创作中，要求一篇上下，都有线索可寻，每句每段，也应安排得法。但这“布置”并不是要试贴那样僵化的格式，村学究的“起、承、转、合”，而是要曲折变化。“奇正相生”，富有法于无法之中，最后达到“无意于文”的浑成之境。我们读黄诗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作者的思路好象突然断了，上下两句，前后两段接不上榫，这正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镜头一下子转换，场面突然改变，但其中还是有人内在联系的，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想象补足它。这样，文学就更简炼，诗意也更会蓄。
（二）讲究修辞造句。黄诗有其特殊的句法，那是从杜甫一脉传下来的。喜欢造拗句。在句子结构上，不按正常的语法规律，把主语、谓语、宾语的次序颠倒，或删去一些句子成份，或把两个意思紧缩在一句中，以使句意曲折，文气跌宕，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其名句“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再次韵寄子由》）、“黄流不解ネ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汴岸置酒赠黄十七》）等，都是佳例。黄诗很重视炼字，“置一字如关门之键”，五言诗句的第三字，七言诗句的第五字，更要求工稳新警。置字有力，句中有“眼”，句子便显得骨格峻峭，全诗为之而生色。还要炼虚字，尤重连接虚字的运用，以使行文跌宕有致。
（三）重视律诗中对偶句的锤炼。对偶，唐人已下过很多功夫，唐诗中有不少工整精美、脍炙人口的对句，宋人想突过它，只得另立新法，别出新意。黄诗的对句，自然生动，有些乍看起来像是散文的句子，毫不似对偶，但认真体味之，则觉字字工切，别有韵味。如“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分公俱少年”（《次韵裴仲谋同年》）、“清坐一番春雨歌，相思千里夕阳残”（《和答王晦之登楼见寄》）等。就是所谓的“以歌行之气，运于偶句”了。
（四）具有一种特殊的音乐美。诗的音律与感情是一致的，特殊的风格需要用特殊的音律来表现。黄庭坚的律诗，有许多不合“正格”的句子，不按照诗律规定的平仄来组句，“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这种拗句，用得好的，声情并茂，在“不和谐”中更觉其美，如“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题落星岚漪轩》、“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过方城寻七叔祖旧题》）等，我们在吟诵时自会感到其音律的特殊美。就这样，黄庭坚苦心孤诣，刻意出奇，用他那“奇正相生”的谋篇法度，用他那“以故为新”的句法字法，用他那险拗的音律，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人们把这种“峭刻生新”、“深折透辟”、“老辣硬涩”的诗风称为“黄庭坚体”。在扫除五代、宋初柔弱华靡的诗风上，黄庭坚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黄庭坚论诗，提倡“无一字无出处”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在宋代以至后来的诗坛上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江西诗派崇尚瘦硬风格，要求字字有来历，往往袭用前人诗意而略改其词，以为工巧，就是继承了黄庭坚的衣钵而变本加厉的。黄庭坚过于重视诗歌的技巧工形式，而忽视了文艺最本质的东西——作品的思想内容，所以无论怎样力图推陈出新、练字锻句，把别人惯用的词语、陈腐的调子引剥落干净，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新瓶子装了前人的旧酒。他在文字技巧上越陷越深，有些诗作生硬怪僻，或过于曲折隐晦，以致成为只供少数人欣赏的古董了。
黄庭坚诗歌理论中最著名的主张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的一种方法，目的是要在诗歌创作中“以故为新”.黄庭坚在创作实践中比较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后来有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奉此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 然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只是黄庭坚诗歌理论的一面，它对江西诗派中比较杰出的诗人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黄庭坚的诗歌理论还有另外一面，即要求诗人以“自成一家”为努力目标，在下苦功掌握艺术技巧的基础上摆脱技巧的束缚而达到“无斧凿痕”的最高艺术境界.江西诗派中的几位重要诗人受此影响很大，陈师道论诗以“学仙”为喻，韩驹论诗以“参禅”为喻，吕本中论诗重“活法”，其中都包含着“学然后悟”和“求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江西诗派的成员之间虽然师友传授，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并非一成不变.黄庭坚的诗以生新瘦硬见长，其他诗人也各具特色：陈师道的诗比较朴拙，吕本中的诗比较明畅，曾□的诗趋向活泼，陈与义的诗又趋向雄浑，没有“千人一面”的缺点.即使才力较薄的徐俯、韩驹等人也颇有自立的气概.所以，江西诗派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品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风格是构成宋诗独特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诗歌理论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北宋后期逐渐形成了所谓“江西诗派”.两宋之际的吕本中，在他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中，首先提出了“江西诗社宗派”的名称，指出了江西诗派存在的事实.他把黄庭坚尊为诗的创始人，又列举陈师道等二十五名诗人作为其中成员.宋末元初的方回又进一步提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一祖”指杜甫，“三宗”指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重要成员，与黄庭坚并称“黄、陈”.除陈师道外只有韩驹、饶节、洪刍、洪朋、洪炎、晁冲之、李彭、谢逸、谢薖等人有较多作品流传；其馀的只有零星作品留存，甚至湮没无闻.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地受到黄诗的影响，所以在题材取向和风格倾向上都比较相近，确实是一个声同气应的诗歌流派.。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
黄庭坚论诗，要求诗歌创作要像杜甫那样“句律精深”，又能做到“无一字无 来处”，因而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这大致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借用前人诗文的词语、典故，加以陶冶点化，化陈为新，使之在自己的诗中起到精妙的修辞作用；二是指师承前人的构思与意境，使之焕然一新，成为自己的构思与意境。
黄诗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当时就被称为“黄庭坚体”或“山谷体”。与此同时，山谷体也具有奇险、生硬、不够自然的缺点。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时人称赞他：“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 环滁皆山也。
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载：“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
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这是欧阳修作文精益求精、不惮屡改的著名例子。这种力求简洁的文风是当时古文家的共同倾向。
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记载，宋仁宗初年，欧阳修与尹洙同在洛阳。有一次钱惟演建成“双桂楼”，“命永叔、师鲁作记。
永叔文先成。凡千馀言。
师鲁日：‘某用五百字可记。’”可见他们是自觉追求简洁文风的。
另参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的类似记载】。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
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黄庭坚诗歌的艺术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密的谋篇结构的法度。宋人范温《潜溪诗眼》引黄庭坚的话：“文章必谨布置。
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宋诗本有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也把写文章的法度用了诗歌创作中，要求一篇上下，都有线索可寻，每句每段，也应安排得法。
但这“布置”并不是要试贴那样僵化的格式，村学究的“起、承、转、合”，而是要曲折变化。“奇正相生”，富有法于无法之中，最后达到“无意于文”的浑成之境。
我们读黄诗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作者的思路好象突然断了，上下两句，前后两段接不上榫，这正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镜头一下子转换，场面突然改变，但其中还是有人内在联系的，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想象补足它。这样，文学就更简炼，诗意也更会蓄。
（二）讲究修辞造句。黄诗有其特殊的句法，那是从杜甫一脉传下来的。
喜欢造拗句。在句子结构上，不按正常的语法规律，把主语、谓语、宾语的次序颠倒，或删去一些句子成份，或把两个意思紧缩在一句中，以使句意曲折，文气跌宕，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其名句“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再次韵寄子由》）、“黄流不解ネ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汴岸置酒赠黄十七》）等，都是佳例。黄诗很重视炼字，“置一字如关门之键”，五言诗句的第三字，七言诗句的第五字，更要求工稳新警。
置字有力，句中有“眼”，句子便显得骨格峻峭，全诗为之而生色。还要炼虚字，尤重连接虚字的运用，以使行文跌宕有致。
（三）重视律诗中对偶句的锤炼。对偶，唐人已下过很多功夫，唐诗中有不少工整精美、脍炙人口的对句，宋人想突过它，只得另立新法，别出新意。
黄诗的对句，自然生动，有些乍看起来像是散文的句子，毫不似对偶，但认真体味之，则觉字字工切，别有韵味。如“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分公俱少年”（《次韵裴仲谋同年》）、“清坐一番春雨歌，相思千里夕阳残”（《和答王晦之登楼见寄》）等。
就是所谓的“以歌行之气，运于偶句”了。（四）具有一种特殊的音乐美。
诗的音律与感情是一致的，特殊的风格需要用特殊的音律来表现。黄庭坚的律诗，有许多不合“正格”的句子，不按照诗律规定的平仄来组句，“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
这种拗句，用得好的，声情并茂，在“不和谐”中更觉其美，如“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题落星岚漪轩》、“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过方城寻七叔祖旧题》）等，我们在吟诵时自会感到其音律的特殊美。就这样，黄庭坚苦心孤诣，刻意出奇，用他那“奇正相生”的谋篇法度，用他那“以故为新”的句法字法，用他那险拗的音律，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人们把这种“峭刻生新”、“深折透辟”、“老辣硬涩”的诗风称为“黄庭坚体”。
在扫除五代、宋初柔弱华靡的诗风上，黄庭坚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黄庭坚论诗，提倡“无一字无出处”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在宋代以至后来的诗坛上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江西诗派崇尚瘦硬风格，要求字字有来历，往往袭用前人诗意而略改其词，以为工巧，就是继承了黄庭坚的衣钵而变本加厉的。黄庭坚过于重视诗歌的技巧工形式，而忽视了文艺最本质的东西——作品的思想内容，所以无论怎样力图推陈出新、练字锻句，把别人惯用的词语、陈腐的调子引剥落干净，但实际上只不过。
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
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 黄庭坚像[2] 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注：欧阳修与梅尧臣书，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常娥月宫为说”，苏轼《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皆见当时诗人争新出奇的风气，到黄庭坚更变本加厉。）
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
他们摆脱了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
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
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
然而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
（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答洪驹父书》）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那么怎样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呢？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
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比如王褒《僮约》以“离离若缘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须。
黄庭坚《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进一步用空谷的清风形容王炳之那闻声不见嘴的大胡子，就有了新的意思。
又如后人根据李延年《佳人歌》，用“倾城”、“倾国”形容美色，已近俗滥。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诗：“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
意思就深了一层，而且符合于这些文人的雅趣。这些运用书本材料的手法，实际是总结了杜甫、韩愈以来诗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
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慕拟、剽窃不同之处，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在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里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见的字面。在材料的运用上力求变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剥。
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连向来诗人讲究声律谐协和词彩鲜明等有成效的艺术手法也抛弃了。象下面这首诗是比较能表现他这一方面的特点的。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
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袒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
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这是他答和苏轼的一首诗。
开首四句说他的诗没有苏轼那样阔大的气象。中间十二句写苏轼对他的赏识，同时表现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涧壑里的枯松，波涛推不动，万牛挽不前的。
结四句说他儿子或可以同苏轼的孙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说他的诗不能同苏轼相比。这正是后来江西派诗人说的“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用一种诙谐取笑的态度表示他们的情谊。
这诗从用字、琢句以至命意布局，变尽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赠丁仪、沈约寄范云、杜甫赠李白等诗篇，黄庭坚虽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却仍未能有效地表达他的真情实感。
当然，作为一个开创诗流派的艺术大匠，黄庭坚的诗并不是每篇都这样生硬的。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刻意好奇的习气时，依然能够写出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象下面的例子。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预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黄庭坚 送刘季展诗帖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登快阁》 前人论宋诗，每以苏黄并称。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
然而黄庭坚的成就究竟不能同苏轼相比，因为他的诗虽能屏除陈言滥调，形成一种以生新瘦硬为其特征的风格，但仍无法掩盖他生活内容的空虚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宋诗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于当时作者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的面向现实，以诗配合他们的政治斗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
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 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
黄庭坚论诗，要求诗歌创作要像杜甫那样“句律精深”，又能做到“无一字无来处”，因而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这大致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借用 前人诗文的词语、典故，加以陶冶点化，化陈为新，使之在自己的诗中起到精妙的 修辞作用；二是指师承前人的构思与意境，使之焕然一新，成为自己的构思与意境。
黄诗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当时就被称为“黄庭坚体”或“山谷体”。与此同时，山谷体也具有奇险、生硬、不够自然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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