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05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
①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
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具体地说，《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
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
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
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
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
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
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以上主要。
一、宗庙祭歌和民族史诗
1、宗庙祭祀之歌。我国古代特别重视祭祀，保存在“三颂”和“大雅”中的宗庙祭祀之歌，其中心内容是歌颂祖先和在位的君王或诸侯的功德。2、古老的民族史诗。《大雅》中有五首诗歌，《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叙述了周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史迹和传说，是古老的周民族史诗。
二、燕飨和祝福诗
《诗经》中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欢乐、和谐的场面，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之间的脉脉温情。《诗经》中还有一些是为贵族祝福的诗，祝福他们子孙兴旺，福瑞吉祥。
三、战争徭役诗
1、正面歌颂战争：《诗经》中的一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精神。2、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的向往。3、对繁重徭役、差役之苦的怨愤. 4、思妇的哀歌：是从思妇的角度抒发由于战争、徭役、差役所带来的夫妻离散相思之苦的。
四、怨刺诗
怨刺诗是反映丧乱、针砭时弊的诗歌，主要是在风诗和雅诗中
五、婚恋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是《诗经》中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六、其他内容，如爱国之情，故国之思等。
七、农事诗
1、农事祈报祭歌。《周颂》中的《臣工》、《噫嘻》、《丰年》等，这些诗歌，大都赞颂田土广大，农夫众多，劳动场面壮观以及喜获丰收的景象。2、生产劳作之歌。
《诗经》以其现实精神，最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
主要是文化意义比较大，以下仅作参考。
第一部分：概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儒家“六艺”之一，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最后编订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
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可以说是一轴巨幅画卷，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
第二部分：具体文化及意义 一：礼乐文化 “诗”最初都是乐歌，《诗经》中的风、雅、颂三类都有各自的音乐特色。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个地区的乐调。
《毛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可见礼乐文化对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的影响力之深远。
朱熹也说过：“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话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
说明风就是表现各个地区民俗生活的地方土乐。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毛诗序》中认为：“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雅又分大小，究其原因，众说纷纭。《毛诗序》认为：“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而后人认为：“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总之人们当时已注意到大小雅与音乐的关系。
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颂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如《玄鸟》《烈祖》明显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而《长发》《殷武》则可能是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
对此《毛诗序》持赞成态度：“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词，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诗”的礼乐文化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随着后来古乐失传，后人也便无法深刻了解他们各自音乐上的特色。
二：爱情文化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①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如《周南·关雎》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这种爱慕发展为两情相悦，便有了幽期密约，如《邶风·静女》通过对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的描写，将主人公的感情表现的细腻真挚。把相思之苦表现的如怨如诉，深挚缠绵。
这类情诗，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赞颂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专一。②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如《郑风·女曰鸡鸣》写了一对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
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③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如《邶风·谷风》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己”的妇女，因妾得宠而失位，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妇女的命运。
总之，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婚姻的幸福对妇女来说，常常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三：颂歌和史诗文化 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被认为是周族史诗的五篇作品《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周人由产生到逐步强大，最后灭商，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使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历史背景，以及人们敬天祭祖的宗教观念，是特定历史背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美学观念的产物，对今后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四：战争文化 《诗经》中的战争诗也包含了丰富的感情和精神： ①有人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如《常武》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②有表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斗志昂扬，情绪乐观的，如《小雅·采岂》。
《诗经》战争诗中强调道德惑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不具体写战争的厮杀，格斗，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诗不同的风格.③更多的战争诗表现的是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是一种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严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世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
一、《诗》是春秋社会评判是非的标准
二、《诗》是卿、大夫事君进谏的依据
三、，《诗.》是读者自我剖析的镜子
四、《诗.》是外交谈判之利器
五、《诗》是卿相言志察人的凭借
总之，在春秋时期《诗经》的影响很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合乎当时实际的。需要指出的是，从《左传》引诗看，绝大部分是雅诗颂诗，这些曾被现代人看作“是酬神祭祖的乐歌，内容表现出对鬼神的敬畏和贵族祖先的赞颂”的诗歌，其实在春秋那个时代，人们所看到的是治世的经验，处世的道理，警世的教训，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教化作用，这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诗经》这部分内容的性质，从中接受有用的东西仍有现实意义。殷鉴虽远，其意犹新。《诗经》仍将象清风一样吹拂着人们的心灵，象春雨一样润泽着人们的灵魂。
从写作上看，它和诗经的许多作品一样用以薇起兴的手法，加上章法、词法上重沓叠奏，使内容和情趣都得以层层铺出，渐渐深化，也增强了作品的音乐美和节奏感。
全诗有记叙，有议论，有景物，有抒情，有心理描写，搭配错落有致，又十分妥贴. 笼罩全篇的情感主调是悲伤的家园之思。综观全诗，《采薇》主导情致的典型意义，不是抒发遣戍役劝将士的战斗之情，而是将王朝与蛮族的战争冲突退隐为背景，将从属于国家军事行动的个人从战场上分离出来，通过归途的追述集中表现戍卒们久戍难归、忧心如焚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周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
《采薇》，似可称为千古厌战诗之祖。
1【简析】《诗经》《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诗经》大体上反映了周代的政治面貌、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读它就像读周王朝从后稷开始建立、壮大、发展到春秋中叶衰亡的发展史。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已在春秋时期，整部诗经的时代，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的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2【详细】
《诗经》产生的年代属于奴隶社会中后期，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生活，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在西周建立之初，统治者励精图治是西周出现了繁盛稳定的局面，而在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政治黑暗，致使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弊的怨刺诗的出现。
周人在社会结构上完善了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构建了一套以“礼”为本，以德为基础“尊尊”“亲亲”⑤并重，这样一系列比较适合当时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本观念。而这些观念的不断深化、延展便促成了一种社会的自觉意识 ，显现出它作为长治久安之大计的思想力量。周人注重文德，讲求“作新民”，以观民观俗、风化天下，慎思审观的统治思想治理天下，这已化为社会的自觉意识，它是周王朝意识形态发展运动的主潮。《诗》正是这一主潮与春秋的时代意识相结合的直接产物，它既是周统治者政治思想的生动体现，也是统治思想化为社会自觉意识的必然结果 ，同时 ，它也体现了春秋尊王攘夷，崇尚一统的时代精神。
西周传至厉王，暴虐无道，任用巫礼控制人民的言论，残酷的剥削人民，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引起了国人的反抗，厉王逃亡而死。宣王即位，修内政，定边疆，史称中兴。幽王继位，增赋税、宠褒姒、任小人，也是一个暴虐昏庸的统治者，终被犬戎所杀。厉王幽王时代，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人民对于统治者产生了极大的厌恶情绪，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诗和讽刺诗。而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这时期的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于是在这时期产生了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这些诗大多都出于士大夫之手。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诗人则是站在旧有的“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而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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