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但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从先秦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最初的作用是用来歌唱的，它是贵族祭祀宴乐的产物.就其普遍的四言诗格式来看，它明显是为了适应编钟之类的打击乐器而编纂的. 然而如果单纯从内容上看，诗又显然是为了一个特定目的而作，国风是小雅中的一部分，是某种意义上的民歌，在它描绘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处的环境的复杂.但是这里所谓的民歌是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民间歌谣，它的创作群体是当时的文人雅士以及贵族知识分子，在描述的内容上除七月以外又很难看到反映民间疾苦的文字.因此从广义上说，这类作品可以归结到社会性的群众性的创作；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颂诗对于研究西周乃至商代历史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但在文学成就上它就远远不能与国风小雅媲美. 诗经中的作品大多是抒情诗，它不重视人物的塑造甚至忽视事件本身，它传达出来的是作者对于社会、感情的认识，或者只是一种文学性质的悲天悯人.在居于其中大部分的爱情诗里，我们看不到像同时期西方和印度诗歌中的长篇叙事，它只是为了歌颂爱情而歌颂，这是一种广义上的情感表达.这对我们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之后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抒情诗一直是文学发展的主线. 从诗经的取材来看，它又具有显著的现实主义色彩.诗经几乎包含了当时所能囊括的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它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使其脱去神话传说的外衣，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小部分人群对下层人民的文学性的关怀，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使人们的视线从权利和斗争中稍微分散了一些.我们不能说诗经的主题内容是为了反对统治阶级的暴政，但它却给了后代文人一个这样的传统，使我们的后世文学不至于过多的沉沦到美学的狭小范围内，从而对诗歌的发展方向做了一个界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对于社会责任的多分强调，也阻碍了文学关于情感的自由表达，抑制了文学多样性的发展. 但是诗经的抒情又不像现代西方歌剧那样热情奔放，它在总体上还是比较克制的.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它不是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也使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当我们现在读诗经，甚至已经想像不到它当初作为世俗歌曲的载体，而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形式.另外，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 而作为诗经的传承，汉乐府在继承它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在多个方面对它进行改进发展. 汉代的主流文学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与诗经的相似之处都是作为民间的创作而存在，是非主流的文化.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有着更多的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 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在汉代文人文学中，政论散文、辞赋，都不涉及社会下层的生活，乐府诗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它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是非常直接甚至是赤裸裸的，《十五从军征》、《战城南》等篇目中描述的景象已经不能仅仅从抱怨上做出解释，它是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控诉，更在《东门行》一诗中把这种控诉直接转化为反抗，这是在诗经中所看不到的.汉乐府民歌第一次把它具体而深入地反映出来，显示了中国文学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内容极其广泛的题材.由于很多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民生疾苦渐渐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显著特色. 其次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却也使叙事诗在文学题材发面占据了一个位置.而且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大都是短篇，这一类作品，常常是选取生活中一个典型的片断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西周、春秋时的诗歌305首。《诗经》有六艺，即“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内容分类，“风”指国风，即各国民歌，是全书精华；“雅”是贵族文人的历史诗和讽喻诗；“颂”是祭祀歌曲。“赋比兴”是艺术手法，“赋”指铺陈、叙事；“比”指比喻；“兴”指起兴，即借事发端，引出正题。《诗经》创作方法为现实主义。名篇有《关雎》、《氓》。
《乐府》分为汉乐府、南朝乐府、北朝乐府。
汉乐府：西汉武帝设立的音乐机关，负责采集、制作、整理乐曲和歌词，供宫廷演唱。他们大多反映民间疾苦，塑造了人物形象，有较完整的情节，标志着我国叙事诗的成熟。名篇有《十五从军征》、《长歌行》、《东门行》。
南朝乐府：多为情歌，含蓄委婉，缠绵细腻，如《西洲曲》。
北朝乐府：质朴刚健，爽直坦率，内容广泛，有战歌、情歌、牧歌，如《敕勒歌》、《木兰辞》等。
汉乐府民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诗经的继承和发扬。
从思想内容上看，都反映了现实生活——劳动人民受压迫和剥削的悲惨遭遇，男女之间的爱情与婚姻，对上层统治者荒淫无耻的讽刺、揭露和批判，劳动人民对战争和徭役的不满。从艺术特色上看，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独特的叙事性。汉乐府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艺术上都使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特质上，诗经的音乐性、散文性、韵律的自然性以及艺术手法的原始性在汉乐府中都得到了再现，
从表达形式上看，都具有灵活多变的特色。诗e68a84e8a2ad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1333337626236经虽以四言为主，仍然根据需要穿插二言、三言、五言等；而汉乐府更是突破了四言格式，长短不拘，以杂言为主，并逐步发展为五言，比四言更具有美感、内容更丰富。
诗经中的爱情诗表现的是男女主人公大胆而自然的爱慕之情，没有什么礼教的约束，而汉乐府则因为汉代男尊女卑观念的确立表现出对女性的道德束缚；诗经中的爱情更浪漫美好，而汉乐府的爱情则是不如人意的现实。
总之，汉乐府继承和发扬了诗经反映社会生活的优良传统、现实主义精神、抒发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伦理情感等内容，同时也突破了诗经民歌言志抒情的传统而走向社会批判的道路，人本思想尤其是家庭关系内容显著增强，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
汉乐府 原是汉初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
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武帝时乐府规模扩大，成为一个专设的官署，掌管郊祀、巡行、朝会、宴飨时的音乐，兼管采集民间歌谣，以供统治者观风察俗，了解民情厚薄。
这些采集来的歌谣和其他经乐府配曲入乐的诗歌即被后人称为乐府诗。东汉仍设有乐府。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乐府采集的各地民歌共有一百三十八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三四十篇，加上东汉民歌和文人的作品，现存汉乐府有一百多篇，散见于《汉书》、《后汉书》、《文选》和南朝时徐陵编的《玉台新咏》等书，而以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所收最为完备。《乐府诗集》是根据音乐类别分别排列作品，与汉乐府有关的凡四类，其中《郊庙歌辞》中首列的《汉郊祀歌》是西汉文人为宗庙祭祀作的乐歌；《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题下标明“古辞”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西汉民歌。
《杂曲歌辞》收录的文人作品中有一些出自东汉。汉乐府以民歌居多，民歌也正是其中精华。
人们提到汉乐府，就一般意义而言，往往是指汉乐府中的民歌。这些民歌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战城南》、《十五从军征》、《饮马长城窟行》、《上山采蘼芜》等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有所思》、《上邪》等篇，则是感情真挚的情歌；《陌上桑》赞美了一名劳动妇女对权贵人物的蔑视和反抗，体现了人民的愿望；以批判封建礼教、歌颂高尚情操为主题的《孔雀东南飞》，又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前所未有的长篇叙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居有较高的地位。
汉代文人所写的乐府诗也有佳作，如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饶》等，但这些诗歌也是在民歌的影响下创作的。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的许多诗人起过示范性的作用，它的以五言和杂言为主的形式，也推动了诗体的发展。
汉乐府 汉乐府民歌，在我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它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
汉人称乐府机关所演奏的诗为歌诗，魏晋六朝时开始称诗歌为乐府或乐府诗，于是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变为诗体的名称。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一、郊庙歌词，二、燕射歌词，三、鼓吹曲词，四、横吹曲词，五、相和歌词，六、清商曲词，七、舞曲歌词，八、琴曲歌词，九、九曲歌词，十、近代曲词，十一、杂歌谣词，十二、新乐府词。
汉贵族乐章载在郊庙歌词一类，全部是文人所作；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词、鼓吹曲词和杂曲歌词3类中，相和歌中尤多。相和歌是南方的民间俗乐，鼓吹曲是北方民族的乐曲，多用于军乐。
杂曲歌词是一种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乐曲歌词。汉乐府民歌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所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就是说，乐府民歌的作者面向现实生活，根据人们在各种各样的遭遇中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而进行创作的。它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诗经》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现存下来的汉乐府民歌，不过40余首，但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有的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反抗斗争，如《妇病行》描写一个贫苦家庭的妇女，贫病交加终于死去，临终时叮嘱丈夫照看孩子，但在残酷的剥削压榨下，劳苫人民无以为生，父子不能相保，最后不得不违背妻子的遗言，忍心抛弃了自已的孩子。
《东门行》则写出了贫苦善良的人民在无衣无食、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官逼民反铤而走险的过程。有的揭露战争和徭役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如《十五从军征》写诗中主人公15岁从军，80岁才返回家乡，遥望故家，只见坟冢累累，回到家里，满目荒凉，空无一人，这时，老人万念俱灰，倚着门呆呆地远望，不知如何度过这孤苦的残年。
短短的十几句诗，写得凄楚感人。有的写出了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和被压迫妇女的命运，《有所思》和《上邪》写的是热恋中的女子为爱情所折磨的痛苦复杂心情和专一执著的深情。
《上山采蘼芜》写的则是妇女无辜被弃的不幸。此外还有写官家豪富对人民的欺凌和上层社会的腐朽与无耻等等。
胡应麟《诗薮》卷一说：“汉乐府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后世言诗，继自两汉，宜也。”
这几句话意思是说，两汉乐府来自民间，它运用通俗自然的语言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爱憎，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陌上桑》是汉乐府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和称颂。这首诗最早录于《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玉台新咏》也收有此诗，题为《日出东南隅行》。
汉乐府 中国诗歌史上楚辞（诗）向汉赋（非诗）演变发展过程中，汉乐府填补了这一时期诗坛的一段空白。“乐府”本是古代音乐机构的名称。
据考，最早在秦代就已有乐府的设置。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 一、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二、汉代文人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三、《古诗十九首》选析 一、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1、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现实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像《诗经》民歌一样，汉乐府民歌也忠实地记录了汉代社会的现实。可以说，《诗经》民歌中反映到的，乐府民歌都有所表现，而《诗经》中没有或较少接触的主题，汉乐府却又有了新的开拓。
例如，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内部生活的揭露。《相逢行》、《鸡鸣》、《长安有狭斜行》等揭露了他们奢侈荒淫的生活；《孤儿行》、《淮南王歌》揭露了统治阶级家庭里的兄弟骨肉相残，这都是在《诗经》民歌中少见的主题。
就是相同主题的作品，汉乐府民歌在思想深度上也有新的开掘，弃妇诗在《诗经》民歌中往往就事论事，谴责的常只是男子的无情和变化，很少接触剥削阶级的伦理道德等社会原因。汉乐府的民歌中的弃妇诗就不仅把矛头指向男子本身的薄情和见异思迁，而更把矛头指向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伦理和封建纲常的社会因素，因而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
像《孔雀东南飞》就批判了封建的家长制和门第观念，体现了更强烈的现实精神。汉乐府民歌的一些题目和题材被后世文人反复摹拟过，建安时代直到六朝，出现了大量的拟乐府，唐代大诗人李白几乎写尽了乐府古题，杜甫推陈出新，即事名篇，写出了《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诗篇，白居易等人发起“新乐府”运动，写作大量揭露社会、反映现实的作品，其精神虽上绍《风》、《雅》，但更近承汉乐府。
这就使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绵绵不绝的传统。2、汉乐府的第二个成就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中叙事诗的成熟。
我国的叙事诗萌芽于《诗经》，但其成熟是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诗经》中称得上叙事诗的是《大雅》中的《大明》、《緜》、《皇矣》、《生民》、《公刘》等被称为周族史诗的作品。其中虽有不少生动的描写，但总的来说还缺少完整的情节和细致的叙述。
至于《诗经》民歌中的作品，则很少有可以被正经地称为叙事诗的。一些有一定叙事内容的作品，一般缺少有头有尾的故事情节，只有《氓》是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可以说是初具规模的叙事诗。
但叙事中，主观感情的直接抒发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不是主要由客观的叙述来表达主观的感情。所以我们说叙事诗在《诗经》民歌中还处在萌芽状态。
如果说《诗经》民歌标志着我国抒情诗的成熟，那么，叙事诗成熟的标志就是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中虽也有抒情诗，像《悲歌》、《古歌》、《白头吟》等，但占突出地位的还是叙事诗。
汉乐府本是“缘事而发”，因此，作品中多叙事。一般来说，叙事的情况可分两类，一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场面叙事，另一个是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前者可以《上山采蘼芜》为代表，后者则可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共同的特点是叙述得比较详细，情节比较完整。
《上山采蘼芜》写的是“故人”在上山采蘼芜归来时与“故夫”相遇时一番问答。但却点明了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人物的活动、言语。
情节是完整的，人物的形象是鲜明的，表现了叙事的高度技巧。至于《孔雀东南飞》，篇幅之长，叙事之纷繁，人物之众多都是古代叙事诗中无可比拟的。
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正是肯定了它作为叙事诗的成就。
作为叙事的基本方式，汉乐府民歌的特点是不用或少用作者叙述性的语言，而是多用故事中的人物的说话、对话来开展故事情节。《东门行》、《妇病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上山采蘼芜》、《董娇娆》等都主要是依靠对话来开展故事、发展情节的。
《十五从军征》虽基本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但其中安排有老兵和相逢的路人的对话。《孤儿行》一篇完全可以看作是孤儿控诉的话语。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使语言生动而富于变化，避免了完全由第三者叙述可能产生的板滞的毛病。总的来说，作为叙事诗的汉乐府民歌，故事情节完整，人物形象鲜明，叙述条理清楚，次序井然，是属于成熟时期的叙事诗。
3、汉乐府民歌的语言特点。汉乐府民歌在语言句式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汉乐府的语言完全突破《诗经》的四言句式，更呈现出杂言的形式，《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各种句式错杂纷呈于一诗之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句式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于民间，保留着很多的民间口语。
例如《东门行》中有“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的句子，连续四句中，句式起伏变化很大，当是人民口语的直录。值得注意的是汉乐府虽然有长短不齐的句式，但也有整齐的句式，《陌上桑》、《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等就是整齐的五言句。
还有一首《江南》，全首五言八句：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首诗全用口语写出，描写生动，充满轻快活泼的情调。
“鱼戏莲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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