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第一位出国留学的人？

谁是第一位出国留学的人？

容闳是第一位出国留学的人.
容闳，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出生于1828年，逝世于1912年。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与他的贡献:
容闳一生至少办成了两件事：在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在中国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洋—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年赴美留学。这是中国办“洋务”的两桩大事业。
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毕业生。1847年赴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55年归国。
1860年他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会晤干王洪仁玕，提出组织新军、办军校、改学制等七项“新政”建议，但未被采纳。
1863年他入曾国藩幕，被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
容闳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一代，能像自己一样出洋留学，获得先进的西方教育，从而以西学改造中学，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可以说，正是在容闳远赴重洋的留学期间，他初步酝酿了致力于西学东渐教育、以期振兴中国的计划。
1867年提出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被采纳。1872—1875年容闳初任留美学生监督，支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事宜。这一计划是容闳一生的心愿，但是这一计划最后还是付诸东流，让容闳心痛不已！在留美幼童计划取消后，容闳一直都关注中国形势，先后都为中国政府提出不少建议，但是都一一不被采纳，这使容闳心灰意冷。在他人生的最后因为他参加了革命派的事业，被清政府通缉，他迫于无奈逃于香港与美国，最终壮志未酬地悄悄走完一生。在他人生的尽头，躺在病榻上的容闳还密切关注故国的政局，直到逝世前月余，还在信中表示愿为“助纂民国宪法”而“竭力”。
在19世纪中国兴起的三次学习西方的浪潮中，容闳一直是倡导者、推动者、实施者，甚或领导者，满腔热情地从事“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光明磊落事业。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去国外的留学生是谁？

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汉族，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学成归国后从事过洋人秘书、译员，海关职员等工作。他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年接受西方的教育，于是开始四处奔走。1860年，他到了南京，去找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提出了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的七条建议，但洪秀全却没有接受他的主张。 此后容闳投奔曾国藩总督幕府，继续倡导他的公派留学主张。1870年容闳再次提出留学计划，建议选派120名学生到外国去留学15年，以供国家日后之用。曾国藩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很快获得旨准。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学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公派留学的大幕自此开启。
所以，不存在第一位公费留学生，因为当时是一批人，共30位。只能确定第一位自费留学生是容闳

有史料记载的中国第一位出国留学的人是谁？

在中国历来 真正以留学的名义出国的是容闳 下面是他的资料
2004年8月3日，美国耶鲁大学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发布会，纪念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自该校毕业150周年。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出席了发布会。1847年，19岁的广东青年容闳赴美求学，并于3年后考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回国以后，容闳前后组织了4批共120幼童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在这些留美幼童中，涌现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蔡绍基等历史名人。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
在发布会上说，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出国留学的开拓者，也是官派留学的首倡者。早期的中国留学生满怀报国之志，刻苦学习，他们的坎坷经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2]2000年的5月5日，容闳的肖像进入了美国耶鲁大学的名人堂。我记得2003年耶鲁大学校长访华期间，我曾见到了他本人，他非常自豪地提到了耶鲁毕业了许多的优秀学生，诞生了5位总统，包括克林顿、老布什、小布什等，出了1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事实上，容闳是中国真正融入西方现代文明，并以不带偏见的眼光观察那个世界的第一人。今天我们纪念他的创举，却似乎忘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寂寞与悲凉。容闳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历程中尝尽坎坷，而被他送出国外留学的幼童，绝大多数在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就因为大清帝国顽固派对现代文明的无知与抵制，而提前被强令回国。这一段历史，也许才是最值得我们铭记并且反思的。
1855年，26岁的容闳怀着报效朝廷的愿望，回到祖国。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容闳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
当时清政府在惨遭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割地赔款之后，又遭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严重打击，正面临覆灭的危险。当时，容闳这位只有美国学位，而无清廷功名的留学生报国无门、只能望国兴叹！
1853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政府的统治趋于稳定。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在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惨痛打击之后，开始注意启用一些开明之士，并积极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此时，受过多年美国教育、怀有教育报国思想的容闳，努力通过各种关系说服朝廷派遣留学生。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浦安臣条约》。其中有“中国入美国的大小官学，可享受最惠国人民待遇“的条款。这种在教育交流方面的最惠国待遇，为容闳向美派遣留学生计划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1870年，天津发生了焚烧法国教堂并杀害领事的“天津教案”。容闳经人推荐被任命为经办此案的李鸿章、曾国藩的翻译，这终于使得他有机会向曾、李二人提出选派幼童留学的大胆计划。
谢谢！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学生是谁？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学生是容闳。
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汉族，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1850 年至1854 年，容闳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他是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作为耶鲁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他面临很多挑战。容闳因生性含蓄内敛，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大学二年级时，他一连两次在英文写作评比中获得第一名，从而崭露头角。尽管他的写作能力受到好评，可他时常为自己数学能力差感到郁闷烦恼。
大学三年级时，他在写给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的信中谈到自己对未来事业的想法。他写道：“对于一个想回馈祖国的人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每一件都很有价值，要想从中作出正确的选择的确很难。因此，我不会只凭借个人的爱好和判断来选择，而是希望依靠上帝的帮助作出满意的决定。”
在求学的过程中，容闳从未忘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他在和同班同学凯罗· 卡特勒（Carroll Cutler）散步时谈到在他心中渐渐成形的选派幼童留学的计划。若干年后，凯罗·卡特勒成为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校长。
在耶鲁读书时期，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常常触动我的心灵，一想起来就怏怏不乐……我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容闳于1852 年加入美国国籍。毕业后，他并不迫切地想回国。对他来说，七年的美国生活，已经改变了他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东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圣经里的一句话总是浮现在他脑海之中，仿佛上帝在提醒他：“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对容闳来说，“亲属”和“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中国。于是不久，他就搭船返回香港，经过海上151天的漂泊，终于回到了故土。
19 世纪60 年代，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开始探讨用何种方式引进西方技术，以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他们面临的选择有：建立现代学校，邀请外国专家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派代表团出访欧美，收集资料，并将西方的兵器带回中国进一步研究、仿制；将学生送到海外，待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向国人传授西方富强的秘诀。
保守官僚们反对将中国幼童送出去的计划：其一，这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其二，承认自己需要向西方学习，这对大清王朝来说是奇耻大辱。大多数学者们也反对，因为整个计划只是强调技术，而不强调用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他们认为后者才是国家安泰，人民富强的保证。但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总督曾国藩和他的拥护者李鸿章却大力支持将幼童送往海外学习，以此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
李鸿章认为留学海外是取得西方秘诀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1870 年，“天津教案”的发生让容闳得到了一个机会。这一事件引起中法危机。曾国藩命令容闳担任同法国人谈判的翻译。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容闳向在一起的四位朝廷官员讲述了他关于教育的计划。于是，他们将容闳起草的教育方案呈递给朝廷。
曾国藩和李鸿章采纳了容闳关于派留学生的建议，并成功地加以推动和实施。在此之前，朝廷中保守的官僚们将容闳的建议阻挡了七年。中国官方选派学生到美国基于以下三点：首先，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比欧洲的更实用；其次，容闳更了解美国的教育体系，有助于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在1868 年签定了互惠协议，允许中国学生到美国任何公立学校读书学习，包括军事院校。
1871 年，清政府最终批准了中国幼童留美教育计划，设立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该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从1872 年至1875 年的四年中，每年向美国派30 名男童，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并于1887 年返回，终生服务国家。当容闳听到这一计划被批准实施后，倍感激动，整整两天不吃不睡，“他兴奋地走来走去，心中默默地赞美上帝。从他返回中国算起，已逾十六载，上帝终于应允了他的祷告”。

谁有中国近代留学史的有关资料啊？

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第二次有计划地大规模向海外派出留学生，是本世纪初的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
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围攻各国使馆。不久，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
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伍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09年、 1910年和1911年，在北京三次从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当时对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第一次招考是1909年8月举行的，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录取了47人。
这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同年10月赴美，赴美时，另外加上了3名贵胄子弟，共50人。他们所学专业大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考试仍分初试、复试。初试先考国文、英文，其中国文试题古色古香，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而英文试题则颇为时髦：“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
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一年后，即1911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63人。
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大多来自这些留美学生。
19ll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也因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而又一次中断。
19ll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
与此同时，自1912年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渐渐形成了高潮。由吴敬恒、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的“留法俭学会”，利用当时法国因欧战而急需劳工的机会，组织中国青年赴法，以工求学。勤工俭学的计划立即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响应，赴法人数逐年增加。到1920年左右，在法的中国学生已达2000多人。
从20年代中到30年代末，中国社会在经过近百年的战乱之后，终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
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留学事业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当年政府留学生派出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这种冲击的强烈程度。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自1932年起，留学人数逐年增加，并于1935年，达到高峰1033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宣布了留学限制的暂行办法，留学人数立即锐减，于1941年跌至谷底，全年只有57人。
1942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政府开始放宽留学政策。先是废止了留学限制规定，然后在1944年举行了英美留学奖学金考试。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7月，举行了全国公费留学考试。一时应考者多达4463人。而这一年，留学总人数也已回升到730人。
但是，紧接着，中国又经历了另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就要开始。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近代留学的历程，不能不令人深深感叹。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因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和腐朽而毁于一旦；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由于革命爆发而被迫中止；30年代的留学事业又备受战争的冲击。近百年的留学史几乎没有多少风平浪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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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本好书：中华文史精刊--近代中国留学史-作者：舒新城
中国近代留学的三次热潮
山东省肥城市教学研究室 李玉民 （271600）
追逐考察近代中国人留学外国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它是与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的。这些在百年中国出现的逾10万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的近代化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把曾雄跨世界东方近二百年的大清帝国急速地推到了灭亡的境地。同时，也惊醒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素以“天朝上国”、“礼仪之邦”自诩的国人，不得不正视向来被视为“蛮夷之邦”的西方世界，有识之士开始以新的思维方式探讨强国御辱、救亡图存之道，于是，1872年8月，包括詹天佑在内的30名幼童乘船离上海赴美，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成为当时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先锋。
其实，早在与外国侵略者交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有的官员就认识到列强船坚炮利，技术精良，主张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富国强兵”、维护清朝统治之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搁置未办。直到1868年，经曾出任中国使臣率团出访欧美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之手，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报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向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选派计划，1870年，经曾国藩同意并向清廷奏准，又与李鸿章磋商，制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最终，才于1872、1873、1874、1875年分四批各30名幼童赴美留学。
1873年，总理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也正式向清廷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洋留学。他建议一部分赴法国留学，“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一部分赴英国深造，“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1877年3月，第一批有组织派遣的包括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林永生、严复等在内的留英、留法学生顺利成行。几年后，大多留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如严复成为著名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刘步蟾、方伯谦、林永生、刘冠雄等则成为海军的指挥骨干。中国的“西学”向西方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中国近代留学的第一次热潮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有些官员认识到，日本的崛起，得利于当年被派往欧美留学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战后又发出了派遣有志青年留学日本的呼吁。清政府也想企图通过向日本派遣学生，造就通才，富民强国以挽回颓势。“以强敌为师”、以“求学如求医”的精神，试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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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成为一批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再加上到日本路近、省钱、文字相近、交流方便。在这种背景下，在1896年派出第一批13名留日学生后，赴日留学日渐成风。据统计，1901年为280人，1902年9月为614人，1903年增至1300人，到1906年11月猛增至8000多人。数万留学生中，除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之外，也不乏老翁、幼童和女子。因为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出现的这股热潮，所以大多学的是军事、政治等课程。这次留学热潮的最大特点是，许多留学生如秋瑾、章太炎等，在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熏陶下，逐渐走到了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旗帜下，“导致一种民族精神的出现，以后又转变为自觉的民主主义运动”，成为反清爱国运动的主体，“为中国重新开启出一条光明之路”，涌现了一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立宪运动的骨干分子。
1909年，清政府正式决定接受美国所退部分“庚子赔款”作为派遣学生赴美的经费后，出现了留学美国的热潮。1910年留美学生已有500多人，到辛亥革命前，增至650人。庚子赔款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勒索所得的赔款。美国用所退部分资助留学生的目的，是想“影响、控制中国的下一代，从精神和商业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同时，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成为潮流。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留学热潮。这次留学热潮的最大特点是，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涌现了一大批中国近现代驰名中外的学者和科学家，如侯德榜、竺可桢、茅以升、马寅初、周培源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近代史上又兴起了第三次留学热潮。当时国家正处于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人们感到痛苦彷徨”。法国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摇篮，于是大批“输世界文明于国内”的人们，形成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五四运动前，留法学生不足200人，1919—1920年间，增至近1600人。这次留学热潮的最大特点是，他们把“俭学”和“勤工”、 教育和生产劳动有机结合起来，“以自己的实践对传统的留学教育进行了观念、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开创了中国留学教育的新纪元”，涌现了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型知识分子，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等，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骨干，也造就了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
综观三次留学热潮，虽然由于国内外政局不断变化，导致决策者的留学指导思想也随之变化，留学热潮的特点也各不相同。但是，谋求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则是不变的共同的主题。在近代百年留学史上，尽管也有消极方面，但涌现的无数爱国志士豪杰，无可辩驳地成为一支“新兴而特殊的先导力量”，在近代社会各个领域，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的出国留学从什么时候开始

您好，从甲午战争后到整个20世纪上半叶，有记载的比较早的著名留学生是容闳，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经容闳倡议，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支持下，清政府派出留美幼童，其中的詹天佑1878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

百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留学的 迪拜为什么来中国留学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留学的？

留学不是个新问题，至少在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将其作为一种“方法”。

周恩来、鲁迅、胡适、徐悲鸿、陈岱孙、钱伟长、费孝通……近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当然还有更多无名的人物，都曾卷入这一潮流，留日，留欧，留美，留苏……

今天的留学各有各的考虑，而当时的出发点大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救亡图存、启蒙革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激起三千年未有之留学潮。但他们不是翻过的历史，而是一百多年前的青年人，和今天一样，有着青年人的追求和朝气。

第一个到出国留学并获得学位的中国人是清末的容闳，被称为“留学生之父”。他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二十年后，又向曾国藩提议选派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此举获得曾国藩支持，从1872年到1874年这几年间，每年政府派出30名。然而在1881年，清政府紧急召留美幼童回国，计划夭折。很多年里，留学都是零星行为，极为罕见。

情况在1896年出现转变。此前，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中国知识分子深为震动。这一年，清政府派出13名留学生去日本，后来成为国家政策。同时，民间心态也有所转变，不少年轻人看到“日本维新以后，政治工业，效法西洋，进步很快，犹以海陆军更优，且学费亦省”，因而选择自费留学也不在少数，开启了延续几十年的留学潮。

留学，很快成为了当时中国青年的梦想。加之清廷废除科举，断了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途径，留学成了新的前途出路甚至镀金方式。留学生一时身价百倍，引人艳羡，竞相追逐。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回忆录中就写道，1907年时，正在上中学的自己有一次看到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堂兄弟穿一身白制服，令乡人侧目，羡慕不止。因此他发誓说，“如果东洋念书就受到如此的尊敬，将来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念书”。后来，他果然去到了美国留学。

钱从哪里来？

1.国家花钱，即申请选派的公费留学。公费留学中包括国家公费和各省省费，其中最稳定、最大宗的就是为人所熟知的庚子赔款资助留学。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根据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要分39年向八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此即“庚子赔款”。后来，各国退还了一部分，清政府用这部分钱发展教育，派学生留学，还建成了清华大学。其中，以美国退款最早、最周详，掀起一阵公费留美的高潮，其中就包括胡适、金岳霖等人。美国支持退款留学，有培养一批亲美人才的考虑，但从客观上说，也让中国得以有一笔稳定的钱来发展科教。

2.自费留学：与公费生相比，自费生若不是出身大富大贵之家，就捉襟见肘得多。但中国人向来重视子弟前途，不惜变卖家产、亲友相帮筹款来送子出行。譬如巴金，想向大哥要一笔钱去法国，大哥回信说家中现在入不敷出，筹款困难，劝弟弟过两三年再去。巴金执拗不让步，大哥只好汇来钱，让他去法国。

3.“勤工俭学”

勤工俭学也成为当时一个时髦的口号，一边做工，一边读书，一方面挣出学费，一方面也响应“劳工神圣”的潮流。其中，因法国科技、文艺水平高，且一战后法郎币值低，尤以赴法勤工俭学为最，从1919到1921年，多达2000人左右，相当一次“工读运动”。然而，听起来美好，但现实确有很多误会，在法国“勤工”不是洗洗盘子刷刷地板，很多都是货真价实进入大工厂工作，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对体力要求很高，经济窘迫，又苦又累，一天下来只能“工”不能“学”。

勤工俭学是个创新的留学方法，能让更多平民接受教育，结果却是失败的。但在做工中接受洗礼，这个运动后来趋向政治化，其中催生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立三等。

二、迪拜为什么来中国留学

在亚洲地区，留学中国的吸引力正与日俱增。中国目前每年接待的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国。迪拜人来华留学在正常不不过了。

此外，相对欧美国家，国内对阿拉伯国家更加友好！

近代留学潮对我国历史发展产生的主要影响有哪些

距离1872年中国首次派幼童赴美求学至今，已经过去了140年。
前一百年，留学是一代有志青年救亡的使命，一个国家图存的希望。后40年，留学成了一代知识青年蠢蠢欲动的野心，成了改革之风初起时实现个人价值的梦想。直到今天，留学飞入寻常百姓家，终于成了不过是高考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如果说始终不变的是一种”睁眼看世界“的渴望，那么曾经，我们为国家的命运而看，今天，我们在为自己的人生寻找出路。
根据统计，在1872年到1978年这蛮长的一个世纪中，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约为14万人。据教育部2013年3月1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39.96万。其中：国家公派1.35万人，单位公派1.16万人，自费留学37.45万人，成为世界第一留学大国。
从1978年到2012年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64.47万人，其中超过90%是自费留学生。
106年与34年，高达17倍的人数增长，只能用“爆发”来形容的第三次留学潮。
留学早已摆脱了政治色彩，不再是个沉重的话题。但细细梳理近代中国留学史，最后落在眼下，却难免有一丝尴尬。在留学普及化的同时，野鸡大学、买论文、贿赂导师、奢侈成风、飙车、滥交……这些负面的字眼频频见诸报端，相差悬殊的投资与收入也让留学生家庭感到迷茫和失落——似乎当初走出国门所为寻找的那条出路已在日渐衰败。然而正如鲁迅所说，路是由人走出来的。出路其实一直都在。

清末出国留学的人有哪些

自晚清起，中国人出国留学就渐成潮流。百多年来，这股潮流虽有被阻遏的时段，但从未消歇，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得更加壮阔。而且，留学潮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它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喜所先生主编的《中国留求艺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梳理国人留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日前就该书采访了李喜所先生。
读书报：请问当初您是怎么想到编写这部《中国留求艺史》的？
李喜所：我钟情留学史研究已经30多年了。“文革”后期，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先生委托苑书义教授组织华北一些大学的老师，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我有幸参加。那时这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空白。教材写完后，我“爱上”了留学史。此时恰逢改革开放，留学潮风生水起，更激发了我研究留学史的热情。我在数年间写出了十几篇论文，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1987年后，又陆续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容闳传》、《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留学旧踪》等书。同时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争做留学史的论文，前后有20多篇。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以及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大学的合作项目，都集中在留学方面。不少学界朋友建议我集中精力编写有规模、有水平的《留求艺史》，我自己也早有此念。2003年，有出版社表示兴趣，我便带领团队全力投入了该书的编写。细细想来，我与这部书纠结的心路历程是：因“情”成“结”；因“结”成“命”，即融为生命的一部分。情结与使命的长期累积，必然在偶然中了结。
读书报：与同类书相比，《中国留求艺史》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李喜所：中国人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出国留学，迟至洋务运动时期才出现，至今也不过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海内外关于留学史的著作也不过50多种，而且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而厚重的通史。用近300万字的篇幅，较完整地评述中国的留学进程，本书是第一部。和其它著作相比，本书具有通、细、新三个明显的特点。所谓“通”，就是系统全面。本书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大卷，一直叙述到今天。特别是新中国卷，为首创。每卷后附大事记，浓缩留学的总体变迁。所谓“细”，就是深入解析，于细节处升华大精神。例如，对“留学”一词的由来，书中有详细的考究。早期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也都做了实事求是地评论，许多留学名人书中皆有血肉丰满的叙述。当代留学生在国外酸甜苦辣的留学生活，在书中也可窥见一二。所谓“新”，就是采用新资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本书使用的基本是经过考订的原始的中外史料，并合理吸收了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则将宏观叙事和微观深入有机结合。这种尝试成功与否，还待方家评说。至于新观点，几乎每章、每节都有，此不赘述。本书最突出也是贯穿全书的应该是以留学文化考察留学史。以往的留学史研究，包括我过去的一些论著，基本从教育史或者文化交流史、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本书的谋篇布局，则力图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化人。
读书报：国内留学史研究现状如何？这方面现有的比较权威的著作有哪些？
李喜所：关于研究现状，我在本书的“全书导言”中有详细评述，这里简略勾画一下。“文革”前研究留学的人很少，偶尔涉及也以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留学研究逐步走热，20世纪80年代是起步阶段；90年代是升温时期；21世纪至今是走热阶段，有变为显学的趋向。而且从事各种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探讨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实际工作部门也从引进人才、孵化留学产业等不同角度研讨留学史和留学现状。但集中精力完整系统地探讨留学史的相对较少。目前较为公认的除南开的留学史研究团队外，还有徐州师大周棉教授的留学研究中心，广东珠海的留学文化研究中心和北京欧美同学会的研究群体。
就通论留学史的著作看，学界比较看好的著作有我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周棉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台湾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王焕琛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到目前为止，惟有我们这部通史“通”到了今天。
读书报：留学史研究的意义何在？在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研究走向？
李喜所：留学史研究的意义取决于其与国家、社会、家庭以及学术的联系程度。国家之命运系于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留学生是高级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更与吸引留学人才紧密相连。作为新中国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的两弹一星，核心力量是钱学森、邓稼先等归国留学生；我们的院士，90%有留学经历。围绕留学生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软环境的改革和建设，深化和推进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社会的现代转型，尤其是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通过留学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汲取历史的营养和智慧，保证留学事业科学、有序的发展，而且能够拓宽史学的研究领域，促使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人才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流与融合。
受强烈的现实感的制约，留学史的研究可能会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研究人数会增多，参与的学科会扩展。而随着整体性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水平的提升和成果的丰硕，留学史将向细化、多元和综合的方向演进。细化即是深化，细节常常体认历史的真实和深度。而且，研究的范围会因留学生涵盖人、知识、文化、社会、世界等许多重要方面，将进一步引起多学科、多侧面的多元研究。留学史内容的深厚与广阔，决定了研究的多元走向。须在多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综合和形而上的升华，同时也必然有大学者在这方面写出高水平的传世之作。
读书报：一般人总觉得民国时期那些留学的人是有真本事的，回国后有一番大作为者比例很高，而且似乎更加爱国；现在的留学生好像水平差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小了，出去就是为了不回来。事实是这样的吗？
李喜所：从表象上看是这样的，实际却并非如此。和今天的留学生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一是人数少，精英较多。整个民国时期，留学生也不过5万，而教育部2010年统计的留学人数是80多万，实际还要多。近百万的留学大军，难免鱼龙混杂。但不可否认，留学队伍中还是云集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二是民国留学生公费为主，挑选严格。今天的留学生则自费远远超过公费，而且渠道很多。但是，主流绝对是好的。国家公费留学的考试还是相当严格的，完全可以保证质量。三是民国是乱世。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民国的一些留学精英在“乱世”博弈，容易变成英雄俊杰。另外，当前的留学生大多活跃在不大吸引大众眼球的科技、经济、教育领域，知名度有限。于是就引来一个错觉，今天的留学生无法和民国时期同日而语了。至于出国留学生回国的少了，爱国心也不如从前了，则需用与时俱进的新眼光和新思维来重新考量。的确，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基本都学完回国，如今则多数不归，尤其是留学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最简单、带根本性的原因是，留学生的价值追求发生了新变化。民国年间，留学就是为了学知识、长本领，回国工作，很少有人想到在国外发展的。如今，人们留学的目的已经逐步转变为在增长知识、才干的基础上，寻求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在他们心中，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很多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觉得国外最适合他们学习、工作、生活，就暂时留在了国外。这种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状况的迅速好转，又有越来越多的留学者感到回国更有利于自我的发展，纷纷回国。诚然，回国工作是一种爱国，但在海外发展也绝不能讲就不爱国。在“地球村”时代，只要想为国效力，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实现。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超越以回国与否来划分是否爱国的单线思维，将爱世界、爱人类与爱祖国融为一体，在追求大爱中振兴中华。

中国出国留学第一人是谁？

称容闳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既因为他是中国近代赴海外留学第一人，也因为他是中国人留学事业的拓荒者。
容闳(1828年至1912年)，字纯甫，生于香山县南屏镇(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容闳家境贫穷，父亲到澳门打工，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澳门马礼逊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便让儿子去读书。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一所洋学堂，容闳在学堂读了六年书，读《圣经》，学英语，也学一些西方的人文思想和科学知识。当时的校长是美国人，叫赛缪尔.布朗，毕业于耶鲁大学。
1847年，布朗离职返国，想带几个学生去美国完成学业，香港的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会为每人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容闳第一个站起来提出申请，他的同学黄胜、黄宽也站了起来。于是，好心的布朗夫妇就带著他们到美国深造。
三人在布朗等人的帮助下进了马塞诸塞州的孟松学校。黄胜一年后因病回国，侍奉寡母。两年后，黄宽从孟松学校毕业，听从教会的安排，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留英学习西医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也是中国最早从事西医教学的教师之一。
容闳1850年考进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美国留学生。他在学校品学兼优，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容闳为同学们办过伙食，后来，他又获得耶鲁大学兄弟会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得以半工半读完成四年学业。1854年，容闳学成归国。